作为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胡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进行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的同时，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本文结合人民出版社保存的档案资料，梳理总结胡绳担任社长期间，为给“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直面重建之初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勇于自我批评，狠抓质量管理，制定出一整套规章制度，在出版管理部门的推动下，有不少成为出版行业规范。同时，他根据出版工作的实际情况，调整内部组织机构，完善流程管理，建立起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制度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出生于江苏苏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2010年被评为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共22名）。据知网检索，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胡绳思想的论文很多，但遗憾的是，研究其编辑出版思想的论文却只有两篇，这与作为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胡绳从1935年开始，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12月，时任中宣部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等职的胡绳，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社长，1952年10月兼任总编辑，一直到1959年1月。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参加《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中国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通过出版物宣传党的思想主张。党的创始人中有不少直接从事过编辑出版工作，革命战争时期曾创办过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具有丰富的出版管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方针，党和国家抽调一批出版人才重建人民出版社，包括胡绳、华应申、王子野、范用、王仿子、梁涛然、戴文葆、白以坦、臧克家等人在内，实有员工219人，这在当时可谓人才济济，极一时之选。但是，怎样经营管理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对于当时的出版人来说，并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需要自己去摸索。
作为社长，胡绳在人民出版社制度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时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王仿子回忆说：“社长胡绳在中宣部另有工作，所以实际上由华应申主持人民出版社的日常工作。”时任期刊出版部主任范用回忆，胡绳在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期间，“并不管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王子野、华应申主持。开会时他来做过几次报告”。两人的回忆相同，只是在华应申、王子野的排序上不同。按，华应申的排名在王子野之前。华应申在人民出版社重建时任副社长兼总经理（1952年6月离任），直接领导王仿子；而王子野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直接领导范用。从现存档案看，胡绳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期间，虽然不具体管理日常工作，但也并非挂名，对于重要书稿，他还亲自审阅，戴文葆曾回忆，“重要书稿经王子野审阅后，再送请胡绳复核”。另外，他还对出版社的许多重要事项提出过明确要求，如
1951年12月2日，他不仅对《第三季度工作报告和第四季度工作重点》原稿进行了较大修改，而且还在给王子野的一张便条上，特别要求“第三季报告对缺点拟分为六点来说，我除已在原稿上作了修改外，并请加上‘体例不当’及‘装帧及排印格式不当’的两条”。
1952年10月，出版总署任命社长胡绳兼任总编辑。由于中宣部和出版总署等的工作过于繁忙，不久，时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代表胡绳社长行使领导权。1953年4月14日，时任经理室秘书科科长雷柏龄在一张便签上记录：“黎澍现在代表胡绳社长来领导本社的工作，以后凡是这类给他的信函（请示、报告之类），可暂列一专档。”
胡绳虽不管出版社的日常事务，但他围绕如何建设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如何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出版物质量等方面工作，提出过许多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值得我们认线
1951年6月23日，胡绳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会议上发表《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讲话。这篇讲话直面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还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在我们的出版物中，还存在着很多严重的、不能容忍的混乱现象。”他认为，半年多来，人民出版社虽然出书很多，但是总体上看很杂很乱，编辑和出版工作没有什么严格的章法，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工作纪律，米乐体育官方网站“我们对于我们的出版物，还没有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以便纠正错误，取得教训，并防止错误的重覆（应为复）。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说明“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缺少应有的严肃性”，他举出《批判武训传》等书在编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编者的说明和按语。读者不能知道为什么要编这本书，根据什么标准来选集这些文章，甚至还无法知道所选的文章是从哪儿来的，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种编书方式只是将从报刊剪来的文章原样印进书里，不加审核，“证明我们是在简单地依赖剪刀浆糊来编书”；丛书的设立未经认真研究，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丛书应该特别慎重，“如果不是有充分的必要，如果不是根据确实有把握的计划，我们绝对不许可任意使用什么丛书的名义”；出版说明内容空洞无物，不是“基于认真负责的精神而必须说的话”，有不少浮词滥调，读者完全不知所云；等等。
胡绳没有将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推给员工，而是自己主动承担起来，他说：“造成这种情形，领导上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作为社的总负责人，我没有一开始就规定工作中的一定的制度和纪律，以后也没有多化（花）精力来管理社内的工作，并且没有随时迅速地提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以求得及时的纠正，这些都是我应负的责任。”为改进工作，防范错误，他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明确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任务“以出版政治书籍为主”，“它的出版物应当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它应该出版就政治上看必须出版的书，而不是可出可不出的书。它的出版物应该是在质量上有极高的水平，能够代表我国出版物的最高标准的……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二是“必须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选题计划应在事前经过郑重的研究后制定，并定期送上级领导机关核准；明确工作流程等。三是要求全社员工对所有已出版书刊和在制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对于我们所编辑出版的每一本书刊和书刊中的每一个字句，每一个图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应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任何方面犯了错误，都应该看做是重大的政治损失。”他要求通过这样的认真检查，建立起国家出版工作应有的高度严肃性。
1951年8月27日，胡绳在人民出版社进行工作检查的动员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来进行一次工作检查的目的就是要认清工作的重要，认清我们的工作所必须达到的高度标准；要具体地认识我们的工作上究竟存在哪些缺点，我们的工作应该做那些改进；由此我们就可以订出一套制度和纪律来保证工作的提高。”他认为，开展工作检查意义非常重大，“它的影响不仅仅是今后人民出版社工作好坏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出版事业的事情”。
1951年8月27日至9月4日，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召开，叶圣陶发表题为《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在肯定出版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不负责、不严肃的工作作风，如“编著水平低落和严肃性不够”“缺乏严格的检查制度”“缺乏统一的计划与严格的管理制度”等。解决办法是“认真制订、审查出版计划”，“加强书刊的审读，展开书评工作”，督促公菅、公私合营的出版机构“建立严格的审稿、发稿和校对制度”等。叶圣陶这个报告标题与胡绳6月23日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会议上的发言标题只有一个词的区别（“斗争”改为“奋斗”），所揭示的出版业问题及解决办法基本相同。特别是在说明“编著水平低落和严肃性不够”时，叶圣陶以《批判武训传》为例说：“谁也不能知道为什么要编这本书，根据什么标准来选集这些文章，甚至无从知道这些文章是从哪儿来的，是什么时候发表的。”与胡绳的讲话内容相近。
贯彻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精神，以胡绳社长两次发言为中心，人民出版社从1951年8月底到9月下旬，暂停日常工作，开展业务学习和“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检查工作运动”。通过检查260多种书刊，发现在编辑、翻译、校对、装帧、印制等方面存在的八类差错，有些差错还比较严重。8月20日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第32期刊登本社总编室撰写的《〈二十世纪野蛮主义的逻辑〉审读报告》，指出这部译著的问题主要有译名和标点使用混乱、杜撰新词、文字不通，等等。8月27日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第33期刊登署名子野（应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的笔名）的《评〈朝鲜前线通讯集〉编辑例言》，文章指出：“这个例言虽然不长，连标点在内一共二百八十字，但仔细推敲起来，在内容上和在语文上都有严重的缺点。”9月10日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第35期上发表署名子野的《评〈经济建设丛书〉》，指出：“翻开书来看，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字的编辑说明，关于这套丛书的计划、它的目的、它的编辑体例一点交代都没有。甚至它的来历也成了问题，你从任何一本上都不能发现这套丛书是什么机关或团体主编的。”“发生这样的错误当然不能只责备编辑工作者，而站在出版工作岗位上首先就应当责备我们自己。既然编得不好为什么不及时阻止它的出版呢？由此也证明我们的工作态度不严肃，没有严格的审查稿件的制度，以致让许多不够标准、不及格的粗制滥造的书籍都可以用我们出版社的名义印出去。这种混乱的现象现在该是终结的时候了。”
为了教育干部，推进工作，人民出版社还勇于自揭家丑，将检查中发现的有质量问题的图书和说明文字以及“一部分好书的样本和工作中比较好的事例”，以小型展览会的形式公开展示出来，50多家在京新闻出版单位的1500多人前来观看。通过这次质量检查，员工的质量意识显著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制度建设。1952年1月13日，涛然（即梁涛然，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为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一文，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按语指出：“这一篇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值得全国出版社加以注意。希望各出版社也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检查，检查过后定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来。”
民国时期各大出版单位一般比较重视制度建设，据《中国近现代出版法规章则大全》，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制订了90多项章程规则，分为组织类、业务类、股务类、事务类等类别，内容非常详细。涉及书刊编审工作方面，明确编审部“掌全公司出版物之编译、审查、计划及其相关之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规定编审部负责“图书杂志之设计、编纂、审定事项”。但公开资料中均未见各出版单位有关书稿审查的具体流程和审稿规定。那些小出版单位受限于财力，一般不设编辑部和编辑人员，他们“一手接稿、一手发排，他们以为办出版社只要拉到稿子，并与印刷所、发行机关有些联系就行了，编辑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而被称为“皮包出版社”。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依然存在。1951年10月10日，中宣部在向党中央报告出版工作时直言，“出版社的编辑机构多不健全，缺乏各种必要的专职人员”，一些公营出版社“迄今尚未建立编辑部门。编辑审订出版工作没有一定的标准、制度和纪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宣部要求，“一切出版社必须建立编辑机构”。
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编辑队伍和管理制度建设。1950年12月21—22日召开的第一次社务会议就决定按照工作能力，分别评定编审、编辑及助理编辑三级职衔。1951年1月25日第二次社务会议上讨论通过编审1人，编辑18人，助理编辑33人。关于制度建设，1951年1月22日编印的《人民出版社章则制度汇编》第一集里，收录有《组织条例（附组织系统表）》《预算制度》等14个管理文件；在1951年7月22日编印的第二集里，收录有《总编室工作任务（草稿）》《整理科整理原稿应注意事项》《图书装帧的发稿、审查、校阅办法（草案）》等8个管理文件。这些文件有些是对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原有管理制度的修订完善，其他则是结合工作实际而重新制定的。这些制度规定的颁布实行，有力地规范了出版流程和工作纪律，奠定了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发展的基础，也为全国出版行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胡绳认为，比起报社的管理，出版社的工作要明显落后：“报纸工作在老区已经建立了优良的传统，所以走在书籍出版工作的前面。”报社对于编辑和采访等有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米乐体育官方网站“但公营出版社究竟应该怎样办呢？应该怎样来组织？应该怎样做工作？这些在我们的脑子中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由此可见，出版工作比起报纸工作可说是落后得多。事实证明现在的出版社还没有按照国家所需要的程度健全起来”。
胡绳指出，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们就有责任和其他各国家出版社共同努力为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我们的每一新出版物一定要是在政治上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的出版物一定要是从内容到形式，在印刷、装订、插图上都是考究的；文法、标点没有错误；引用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的出版物要能让人看到新中国的出版物确是有高度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当然并不是死的，而是要不断地提高的，因此我们的努力也无穷无尽。”人民出版社政治地位重要，社会影响巨大，出版的每一种出版物都不应该出现差错。“我们还没有认真想到每一本出版物都是对千百万群众起巨大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既然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在国家生活中无足重轻的事情，而是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大地位的，那么在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那怕是最小的疏忽和缺点也会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污点。不明确认识这一点，是做不好工作的。”
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胡绳要求从制定管理制度着手，“订出从一本书的约稿一直到出书的完整制度”，同时明确工作标准，“规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标准，明确地放在大家面前，使大家知道自己应该达到什么标准，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标准，并且要有纪律来督促大家，为达到这个标准而努力。只要这样做，我们的工作就能提高，并且工作自己也可以看出自己的进步来”。他认为，制定出这样的制度和标准，不仅有利于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而且还将促进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今天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有莫大的益处的”。按，胡绳关于建立工作制度和标准的主张来源于叶圣陶。1951年8月31日，胡绳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作报告，谈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情况，兼及如何增进工作效率、提高出版物质量。他说：“从原稿到出版到底应该经过多少手续，谁签字批准，我们应该有个制度；出版总署成立以后不久，叶副署长便已经指出了。”胡绳这里所说的叶副署长即叶圣陶，叶圣陶最早何时提出的这个要求待考，但最迟到1951年8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叶圣陶《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报告里就有类似话语。在这篇讲话里，叶圣陶指出当时出版界“缺乏严格的检查制度”，“从审查原稿起，直到出版以后，还缺少必要的工作制度”。为提高质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工作阶段上，从著作、编辑、审稿、整稿、发稿、印刷、版式、校对、装帧各方面建立起严密的检查制度，建立责任制，加强工作纪律，为避免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而斗争”。胡绳对人民出版社的这些要求，显然是对叶圣陶相关要求的落实与发展。
按照胡绳的要求，人民出版社认真梳理从约稿到出书各环节、各流程，在全国率先制定并实施一整套规范的出版管理制度。1951年9月21日，副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检查工作初步总结报告》里首次提出编审书稿“三审四校”制，明确要求一切书稿须经过“编辑初审，主任编辑复审，总编辑终审”的三审制和“至少须经过四次校对”（作者本人校对一次）的“三审四校”要求，是后来出版界“三审三校”这一规范全国编辑工作的制度源头。根据报告精神，人民出版社制定《书籍编审出版工作程序暂行规定》，明确自195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1952年7月22日，出版总署在所编印的内部刊物《出版通讯》第五期上全文介绍《人民出版社关于书稿编辑出版工作基本程序的规定（草案）》，并加编者注，要求各出版社在制定自己的编辑审订制度时参考。1952年底，人民出版社在年终工作总结时，充分肯定这一规定和责任编辑制度对于提高出版质量的重要意义，指出：“坚决执行《编辑出版工作基本程序的规定》和责任编辑制，乃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有效办法，偶不遵守，就极容易发生错误。”此后，人民出版社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完善这一规定。时至今日，这个规定仍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基本遵循。
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建伊始就制定了《组织条例》（草案），规定：社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人选由出版总署从社内外人员中选派。社务委员会闭会期间，由社长、副社长执行领导。社长、副社长之下设总编辑、总经理各一人，副总编辑、副总经理若干人。正、副总编辑分管总编室，第一、二编辑室，新华月报编辑室，新观察编辑室等；正、副总经理分管图书出版部、期刊出版部、经理室、主计室、人事室等。有的部室之下还设有若干科，如图书出版部、期刊出版部之下均设有出版科、校对科等，虽然图书、期刊有所不同，但各自成立出版科、校对科则有重复之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胡绳提出这样的机构设置是否合理的疑问。1951年8月31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胡绳说出他对出版社机构设置的思考：“一个完备的出版社应有什么机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机构的变动与提高工作有很大关系。”但出版社内部到底应该设立哪些部门机构还不大清楚，每个部门机构里必须有哪些人、工作怎样配合，这些都不清楚。他举例说，比如校对是出版工作中很重要的工作，校对工作本身可以培养许多编辑人才，是不是摆在编辑部比较合适？资料室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和其他编辑室平等，每个编辑部里是否都应该设有资料室？资料室与编辑部分开，可能不便帮助编辑部的工作。“我们应该考虑一个完整的出版社到底要有什么机构？要有哪些人？”胡绳关于出版单位怎样合理设置内部机构、更好理顺关系的讲话，反映了他从出版管理体制机制上对做好出版工作的深刻思考。根据胡绳的意见，1952年12月，人民出版社报请出版总署批准新的《组织机构（草案）》，新方案将资料室由原总编室管理升格至与编辑部门平等的地位，出版部连同下设的校对科由总编辑、副总编辑管理。
关于建立工作责任制问题，早在重建之初，“为明了并督促一本书从收稿一直到出版各个过程（包括整稿、排校、印装等）之工作进度”，人民出版社就制定并实施《图书出版过程登记表》制度，表上除书名、字数等基本信息外，还设有生产过程、限期、生产时间登记、经手人签名、备注等栏目。“为加强工作责任心，每一接受工作者发现来件上无此表时，须立即追查并通知图书出版科，由此而影响工作时间者，其责任由遗失者担负。”设立这张登记表的目的是了解、督促工作进度，签字的是具体负责排版、校对、印刷、装订等工作人员。
当时的出版单位，从审查原稿开始，一直到成书检查，并没有规范性的制度规定。胡绳要求人民出版社参考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的做法，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按出版流程分别签字以示负责，直到社长最后签字批准印刷发行。他说：
一本书的稿子从作家手里到出版社付印，送到排字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一本书怎样能送，怎样不能送，应该采取严格坚决的态度，一定要有主要负责人签字。在社长签字以前，应由许多人分门别类的签字，修辞和核对资料的，对所做工作也要负责签字；数目字必须重新检查计算，图片是否完备，封面装帧也要经过检查和签字；负责人对一切过程都满意了，从政治上考虑没有问题，才能出版发行。必要时也应送有关机关和专家审查。当然并不是说分别签字意味着总负责人就可以不负责了。出版社总负责人对出版物负责签字的办法，过去我们没有做，是不对的，主要负责人对出版物应该审查，应该签字。
胡绳还建议，出版管理机关要派人到出版单位去检查，看社长是否审稿签字，如果没有，可以撤职，必要时查办。
根据胡绳的意见和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的要求，人民出版社对质量检查中发现出来的问题认真整改：充实机构，设立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查重要书稿，讨论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加强计划性，制订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发稿计划、出书计划；建立“三审四校”制度；严肃工作纪律，建立责任制；加强编辑出版业务培训；等等。
总之，胡绳在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时，高度重视出版物质量，直面重建之初出现的工作缺点和不足，勇于自我批评。在全面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出版管理制度，并逐渐推广到全国其他出版单位。他重视出版社自身建设，调整内部组织机构，完善流程管理，建立起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为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
原标题：《陈鹏鸣丨胡绳：“为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胡绳编辑出版思想研究》
